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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[导读]出身贫寒,却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;解放后被划为“右派”,却在改造期间,翻译了八部共230万字的经济学著作;他70岁开始学习法语、90岁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富国论》,100岁撰写《期颐述怀》。 “我们正在工作的桌子上就被拉去(劳动)了。” 当时我参加九三学社,民主党派在学校里发展,我们好多人也参加九三,九三要我去,我也参加了。就是因为反右的时候,他们经济系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,中间有九三的,有民盟的,九三小组的组长是个女的,后调到南开的。这次开会,她就让我通知两三个老先生,后来定右派,就说我,我什么也没说。就说我起到组织作用。就是因为我通知了几个人开会,那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?那时候民主党派的会本来是党组召开的,我不过通知了开会而已,我也没有组织这个会。我划到右派以后,九三就把我开除了。等到我右派改正,1979年3月,九三就说,你右派已经改正了,我们也恢复你的社籍了。所以我跟九三的关系是这么一个关系。原来进去了,因为我是右派他就开除了,后来因为右派改正,就给我又恢复了。现在每年九三的社委总要来看我。我说我很惭愧,我在九三真的什么事情也没做过。这个中间,我又教过两年书。管制是1957年打成右派,1958年处理右派,就给我由法院判决,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,就从1958年9月起的。原来我是四级教授,每月207块钱工资。这个时候成了历史反革命了,每月给60块钱的生活费。三年期满,管制也取消了。又拿了一年的60块钱的生活费,然后才改定工资,是121元。那就是三级资料员的工资。这个后面,我在1961年9月解决管制。1964年起,又教了两年书,到1966年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学《资本论》,没有资本与国家经济的感性知识,就要我开一个课,叫做资本与国家经济基本知识。我就花了一个学期编讲稿,开了三个学期的课。一直到1966年,四清运动起来,我就不能教书了,又回到资料室上班,就是翻译熊皮特的《经济分析史》。到1966年,文革就起来,就拉去劳动了。我们正在工作的桌子上就被拉去了。那两年我《经济分析史》翻译了几十万字。后来经过20多年,这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这是90年代,分三本。第二本同第三本的头两章是我一个人翻译的。1966年以后才开始劳动。开头尽管是判处管制,也并没有去劳动。偶尔去劳动,但是教师都参加了劳动。1966年以后就正式劳动了。开头是在学校农场拔草,后面就跟革命师生下乡,我始终没有离开过经济系,同经济系的老师、学生,他们下乡,我也下乡。还有一个老先生叫丁洪范,比我大4岁,我们两个就跟着下乡去,我们两个人是去劳动的,他们是去下乡学习什么的。在河北遵化,以后就到完县去待了一年多,两年。“1块钱1000字,学校还分成,一年30万字,审了六年,就给了一本书。” 《英国议会》这个书译出来以后,我就成为右派了。右派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写文章,出书只能用笔名。我就用了蓬勃,表示我这个人的意志还是蓬蓬勃勃的。延生,是我原来的一个别号,我叫杨敬年别号延生。当时有的书是用经济系译,没有名字的。一直到最后,译了一本《银行家》,也可以有名字,并且也有稿费的,开头是没有稿费的。我还翻译了6年的联合国文件,1974年到1979年。中国不是1972年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吗?国民党那个时候有一个翻译小组,有200人。那个组长是车祖英,是我在政治大学的同学,在外交系的,我们这一届的。他们拿来了很多,没有译成中文。我们国务院就发动全国49个院校来补译。南大的经济研究所,每年承担30万字,老中青都参加翻译,最后是我审核定稿。国务院要求很严,这种文件是要存档的,以后会引用的,不能有错误。负责的人得负责。我是所有的稿件都彻底地修改。一共六年,一直到1979年。这个当初联合国的翻译稿费是很高的。我们都送到财政部,就没有稿费。最后是1000字给了1块钱的稿费,还是学校分成。我这个联合国六年的文件就只得了一本中文字典。他们说还给你们字典,你拿去用吧。一个钱也没有得到过。一年30万字,六年是180万字。我当时还给他审阅了一些外校的译稿,一共就200多万字。最后就换来一本薄薄的中文辞典,他说你拿去参考吧。小组里面其他人连辞典都没有。当时老中青都参与翻译了,中青,稿子你得给他改了。老年人,都是留学的老先生,最初头一年是王干渝给我翻译。就说这个老年人不能动,得罪人。我说不行,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务院要求,你得负责的。我说不管谁译的,我统统给他改了,改了以后发给他看。你有意见提出来,没有意见你就誊清。没有人提过意见,感觉大家都接受。王先生后面就不搞了,王先生是我的老师,他没有原则,极其讲情面,不得罪人。我译的时候,译《英国议会》当初的译稿是8块钱1000字,反右派以后就减半了,减到4块钱1000字。我的《英国议会》有点稿费,上海出版社不是约我译了一本书吗?预支给我一点稿费,后来看到我成为右派了,他就自动把约稿取消了,说你好好改造吧,就追回那个钱,后来我就把商务给我的稿费补给他了,也没有拿到那个钱。好在我是穷惯了,好在我是旧式婚姻,我的老伴对我很好,如果是一个有知识的妇女,恐怕老早也跟我离婚了,你怎么生活呢?60块钱怎么生活呢?所以,天下的事情,这个幸福你得从变化去看的。“当初我要参加了同情组,或者入了党,到文革恐怕就得把我斗死。” 运动一开始就抄家、剃阴阳头、游街。我那时候已经一贫如洗了,就是旧的500本英文书。因为我在英国喜欢买书,范围是很广的。打成右派以后,不是只有60块钱生活费吗?这是1958年9月起。我女儿还在大学,1960年才毕业。我还有一个内侄女在中学,也得1960年毕业,就靠把家里的东西变卖。后来就变卖书。最后天津劝业场里面有一个天津市场,楼上有一个旧书摊,他就说外文书我都要,5毛钱一本。我就舍不得。所以就保存着那个外文书500本,没有卖。到文化大革命运动,学生就抄家,把我的500本书都搬走了。我住在二楼,他们用排子车推了三车,临走还在楼下叫,说杨敬年,你这都是剥削来的。那些书是我平常三天两头到书店买的,不容易买到的书。后来何廉不是给我寄500美金做旅费吗?我庚款有回家的旅费的,那500块钱我都买成了书,连打字机我都卖了,也买成了书。我说打字机在中国可以买到,书在中国买不到。到文化大革命运动,这500本书都抄走了。但是,我这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就认为你是纸老虎了,你是右派也处理过了,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,你不是教授了,也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,你也不是系主任了。所以始终没有正式斗过我。那时候不是开批斗会,坐飞机吗,两个手叉在后面,弯着腰。我始终没有那么正式地被批斗过。除了一开头,搞了游街、阴阳头。所以,这也是祸福。当初我要参加了同情组,或者入了党,那个右派,到文革恐怕就得把我斗死。什么东西祸福也得从两个方面去看。我是贫农出身,到文革时候,让我们登记你是什么出身,我就登记我是地主出身。地主出身就不斗你了。你是贫农出身,那就要斗你了,你是贫农出身你还这样?这是当时的情况。当时右派改正以后,党委书记就请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开座谈会。我就说反右派,国家无形的损失比有形的损失大,长期的损失比短期损失大,国家的损失比个人的损失大。这几句话可以概括我对反右运动的批评。我觉得反右后来改正以后,不就只有几个人没有改正吗?其余的都改正了,是错误,这叫错划右派。学校给我的改正的通知,就是某某某,根据当时反右派的章程条例,你不构成右派,所以取消你的降职降薪管制三年,都恢复政治名誉。这些都取消了。法院还没取消,学校就先给我取消了。随后法院也补了一个判决书,说以前你不构成历史反革命,我们是错判,所以就取消了判决。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[导读]出身贫寒,却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;解放后被划为“右派”,却在改造期间,翻译了八部共230万字的经济学著作;他70岁开始学习法语、90岁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富国论》,100岁撰写《期颐述怀》。 “造成人的物质上、精神上的伤害,这不是一纸文书所能够取消的。” 但是,20多年了,你造成人的物质上、精神上的伤害,这不是一纸文书所能够取消的。但是我觉得共产党还是光明磊落的,有错误就承认错误呗。这还是不错的。好多人都改变了,但是我还没有改变。我的看法是,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历史上也是有时候走了弯路,犯了错误,但是它究竟自身能够纠正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。民主党派不能替代中国共产党,所有的民主党派加在一起当时也不过是100万人,共产党员是几千万人。共产党究竟是推倒了三座大山,使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,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。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它在政治上无可替代,所以,它的事业我认为是中国的发展生产,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,发展国家的实力,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。所以我愿意参加。我到80岁入党,我也无所求,既非求名,也不是求利,我是真心想要加入这个事业,为这个事业出一份力。所以我就是这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小的时候,在岳阳的高等小学读书,碰上新文化运动,就是当时的文言改白话。我们这一班的老师,是一个教文言文的老师。我在班上是他一个很得意的学生,因为我的文言文写得好。上一班就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,他来教白话文。我们闹过一次风潮,我们这班同学就要求要换老师。学校就挂牌开除了六个学生,那时候我一下就出来把这个牌子给砸了,就闹了一个学生运动。后来我们这一班也改为请了一个第一师范的老师来教白话文。那时候共产党不刚成立吗?我是1922年去,他是1921年。就出了一个杂志叫《向导》,那是党的理论刊物,4个铜板一份,我们也都买了,可是看不懂。十几岁的小孩嘛,哪儿看得懂?从小就对共产党有好的印象。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书的时候,我也看了什么《西行漫记》,就讲共产党的。读了冰心的《青年的修养与训练》,也是讲共产党。大学毕业以后,我还想到延安去。后来我们有一个同学叫马冰,他是在政治大学读书,被逮捕的,以后他在延安20年,在兰州10年,以后调到北京做体育研究所的所长,是一个副部级干部。他爱人叫高梅,是搞文学的。他说你那个时候好在没有到延安去,你到了延安去,非把你斗死不可。后来我有一个朋友,他是后来到延安去的,后来也没有下文。因为那个时候延安不能不提高警惕,你政治大学毕业,跑到我们这里来干嘛?所以,没有去还是对的。有的进政治大学之前就是共产党员,他就不同了。延安整风的那一套,就是以后我们思想改造时候那一套,用的语言是非常刺激人的。我们解放以后不是搞过思想改造吗?那是非常刺激人的。后来他们告诉我,这就是延安时候他们所用的。“我把过去一生所学所想的问题,加以清理,选定了人性问题作为红线。” 我工作到80岁退休,又接受返聘,又6年就是86岁。87、88,我就写《人性谈》,因为我过去所学的东西比较广泛。我就把过去一生所学、所想的问题,加以清理,就想要找到一个红线串联起来。受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影响,就选定了人性问题作为红线。当时苏联已经解体了,中国经济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。邓小平就提出来改革开放来调动农村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。积极性就是人性的一部分,所以我就研究人性问题。这本书当时写的时候,后面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,现在商务印书馆想要给我再出版,已经列到计划里面了,等到2月份批下来,才能最后决定。初步就说我们不收你的赞助费,给你3%,还是百分之几的版税。他们有位编辑叫宋伟给定的。如果是要能出版了,我就准备再修整补充一下,因为这本书,我觉得还是很得意的,我觉得我还是有许多心得体会都体现在这本书里面。所以,我想再写政治制度就不写了。不过,我有一个愿望,我现在是眼睛看不见了。眼睛要看得见了,我还想译几本政治学方面的书。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,到布莱兹的《在亚美利加共和国》这么两三本书,我觉得在政治学方面,还是应该把它们译出来。因为思想对人们首先造成影响,然后才有行动。可惜我的眼睛不行了。《人性论》有几个特点。第一,是明确什么是人性。过去我们只谈人性善,人性恶,善和恶是一个判断的问题。人性是什么,是一个概念的问题。所以,我就把人性给它厘清了,人性就是一个人想做什么,能做什么。人想,一要生存,二要发展。为了生存发展,一要 四个人真人斗地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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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[导读]出身贫寒,却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;解放后被划为“右派”,却在改造期间,翻译了八部共230万字的经济学著作;他70岁开始学习法语、90岁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富国论》,100岁撰写《期颐述怀》。 “我们正在工作的桌子上就被拉去(劳动)了。” 当时我参加九三学社,民主党派在学校里发展,我们好多人也参加九三,九三要我去,我也参加了。就是因为反右的时候,他们经济系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,中间有九三的,有民盟的,九三小组的组长是个女的,后调到南开的。这次开会,她就让我通知两三个老先生,后来定右派,就说我,我什么也没说。就说我起到组织作用。就是因为我通知了几个人开会,那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?那时候民主党派的会本来是党组召开的,我不过通知了开会而已,我也没有组织这个会。我划到右派以后,九三就把我开除了。等到我右派改正,1979年3月,九三就说,你右派已经改正了,我们也恢复你的社籍了。所以我跟九三的关系是这么一个关系。原来进去了,因为我是右派他就开除了,后来因为右派改正,就给我又恢复了。现在每年九三的社委总要来看我。我说我很惭愧,我在九三真的什么事情也没做过。这个中间,我又教过两年书。管制是1957年打成右派,1958年处理右派,就给我由法院判决,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,就从1958年9月起的。原来我是四级教授,每月207块钱工资。这个时候成了历史反革命了,每月给60块钱的生活费。三年期满,管制也取消了。又拿了一年的60块钱的生活费,然后才改定工资,是121元。那就是三级资料员的工资。这个后面,我在1961年9月解决管制。1964年起,又教了两年书,到1966年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学《资本论》,没有资本与国家经济的感性知识,就要我开一个课,叫做资本与国家经济基本知识。我就花了一个学期编讲稿,开了三个学期的课。一直到1966年,四清运动起来,我就不能教书了,又回到资料室上班,就是翻译熊皮特的《经济分析史》。到1966年,文革就起来,就拉去劳动了。我们正在工作的桌子上就被拉去了。那两年我《经济分析史》翻译了几十万字。后来经过20多年,这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这是90年代,分三本。第二本同第三本的头两章是我一个人翻译的。1966年以后才开始劳动。开头尽管是判处管制,也并没有去劳动。偶尔去劳动,但是教师都参加了劳动。1966年以后就正式劳动了。开头是在学校农场拔草,后面就跟革命师生下乡,我始终没有离开过经济系,同经济系的老师、学生,他们下乡,我也下乡。还有一个老先生叫丁洪范,比我大4岁,我们两个就跟着下乡去,我们两个人是去劳动的,他们是去下乡学习什么的。在河北遵化,以后就到完县去待了一年多,两年。“1块钱1000字,学校还分成,一年30万字,审了六年,就给了一本书。” 《英国议会》这个书译出来以后,我就成为右派了。右派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写文章,出书只能用笔名。我就用了蓬勃,表示我这个人的意志还是蓬蓬勃勃的。延生,是我原来的一个别号,我叫杨敬年别号延生。当时有的书是用经济系译,没有名字的。一直到最后,译了一本《银行家》,也可以有名字,并且也有稿费的,开头是没有稿费的。我还翻译了6年的联合国文件,1974年到1979年。中国不是1972年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吗?国民党那个时候有一个翻译小组,有200人。那个组长是车祖英,是我在政治大学的同学,在外交系的,我们这一届的。他们拿来了很多,没有译成中文。我们国务院就发动全国49个院校来补译。南大的经济研究所,每年承担30万字,老中青都参加翻译,最后是我审核定稿。国务院要求很严,这种文件是要存档的,以后会引用的,不能有错误。负责的人得负责。我是所有的稿件都彻底地修改。一共六年,一直到1979年。这个当初联合国的翻译稿费是很高的。我们都送到财政部,就没有稿费。最后是1000字给了1块钱的稿费,还是学校分成。我这个联合国六年的文件就只得了一本中文字典。他们说还给你们字典,你拿去用吧。一个钱也没有得到过。一年30万字,六年是180万字。我当时还给他审阅了一些外校的译稿,一共就200多万字。最后就换来一本薄薄的中文辞典,他说你拿去参考吧。小组里面其他人连辞典都没有。当时老中青都参与翻译了,中青,稿子你得给他改了。老年人,都是留学的老先生,最初头一年是王干渝给我翻译。就说这个老年人不能动,得罪人。我说不行,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务院要求,你得负责的。我说不管谁译的,我统统给他改了,改了以后发给他看。你有意见提出来,没有意见你就誊清。没有人提过意见,感觉大家都接受。王先生后面就不搞了,王先生是我的老师,他没有原则,极其讲情面,不得罪人。我译的时候,译《英国议会》当初的译稿是8块钱1000字,反右派以后就减半了,减到4块钱1000字。我的《英国议会》有点稿费,上海出版社不是约我译了一本书吗?预支给我一点稿费,后来看到我成为右派了,他就自动把约稿取消了,说你好好改造吧,就追回那个钱,后来我就把商务给我的稿费补给他了,也没有拿到那个钱。好在我是穷惯了,好在我是旧式婚姻,我的老伴对我很好,如果是一个有知识的妇女,恐怕老早也跟我离婚了,你怎么生活呢?60块钱怎么生活呢?所以,天下的事情,这个幸福你得从变化去看的。“当初我要参加了同情组,或者入了党,到文革恐怕就得把我斗死。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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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20多年了,你造成人的物质上、精神上的伤害,这不是一纸文书所能够取消的。但是我觉得共产党还是光明磊落的,有错误就承认错误呗。这还是不错的。好多人都改变了,但是我还没有改变。我的看法是,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历史上也是有时候走了弯路,犯了错误,但是它究竟自身能够纠正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。民主党派不能替代中国共产党,所有的民主党派加在一起当时也不过是100万人,共产党员是几千万人。共产党究竟是推倒了三座大山,使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,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。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它在政治上无可替代,所以,它的事业我认为是中国的发展生产,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,发展国家的实力,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。所以我愿意参加。我到80岁入党,我也无所求,既非求名,也不是求利,我是真心想要加入这个事业,为这个事业出一份力。所以我就是这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小的时候,在岳阳的高等小学读书,碰上新文化运动,就是当时的文言改白话。我们这一班的老师,是一个教文言文的老师。我在班上是他一个很得意的学生,因为我的文言文写得好。上一班就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,他来教白话文。我们闹过一次风潮,我们这班同学就要求要换老师。学校就挂牌开除了六个学生,那时候我一下就出来把这个牌子给砸了,就闹了一个学生运动。后来我们这一班也改为请了一个第一师范的老师来教白话文。那时候共产党不刚成立吗?我是1922年去,他是1921年。就出了一个杂志叫《向导》,那是党的理论刊物,4个铜板一份,我们也都买了,可是看不懂。十几岁的小孩嘛,哪儿看得懂?从小就对共产党有好的印象。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书的时候,我也看了什么《西行漫记》,就讲共产党的。读了冰心的《青年的修养与训练》,也是讲共产党。大学毕业以后,我还想到延安去。后来我们有一个同学叫马冰,他是在政治大学读书,被逮捕的,以后他在延安20年,在兰州10年,以后调到北京做体育研究所的所长,是一个副部级干部。他爱人叫高梅,是搞文学的。他说你那个时候好在没有到延安去,你到了延安去,非把你斗死不可。后来我有一个朋友,他是后来到延安去的,后来也没有下文。因为那个时候延安不能不提高警惕,你政治大学毕业,跑到我们这里来干嘛?所以,没有去还是对的。有的进政治大学之前就是共产党员,他就不同了。延安整风的那一套,就是以后我们思想改造时候那一套,用的语言是非常刺激人的。我们解放以后不是搞过思想改造吗?那是非常刺激人的。后来他们告诉我,这就是延安时候他们所用的。“我把过去一生所学所想的问题,加以清理,选定了人性问题作为红线。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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